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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時報【本報訊】

先要聲明,「再革命(re-revolution)」這個名詞並非由我杜撰,而是舉世聞名的「外交關係協會(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,簡稱CFR)」首創使用的。

創造此詞的辛格(Michael Singh)是印度裔的美國學者,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,又獲哈佛大學企管碩士學位。他是中東事務專家,服務白宮「國家安全會議」達八年之久,做過前國安顧問鮑威爾和萊斯的特別助理,後升國安會中東事務資深主任(Senior Director for Middle East Affairs),二○○八年八月才離開公職。

辛格徵信社是「華府近東政策研究所(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)」的高級研究員,支用紀念Ira Weiner基金的款項,收入不菲。他在哈佛大學「甘迺迪政府學院」兼課,任該學院「伊朗工作小組(Iran Working Group)」召集人。所謂「工作」,意指受美政府委託做研究,以供決策參考。

《外交事務(Foreign Affairs)》雙月刊,更不需要介紹。CFR雖為民間團體,網羅了全美政、官、學各界菁英,向來被視為引導美國外交政策的無形推手。我是從CFR直接收到辛格這篇文章,該刊七.八月號尚無此文,恐怕要等到九.十月號才會刊出。

CFR如此重視辛格這篇文章,因為他的主張,很可能造成美國對伊朗政策指導原則的全面檢討,即台灣所謂「大翻盤」。文內雖未明言,卻暗示了與過去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向。簡言之,美國要解決伊朗問題,過去使用外力壓迫,三十多年來已證明完全失敗。只有伊朗人自發自動的內部革命,或民意造成的改革,才能改變這個使美國頭疼不已的國家(見圖,法新社)。

伊朗是泱泱大國,面積一六四萬多平方公里,去年估計人口達七四一九萬人;兩者都居世界第十八位。大流士時代的波斯帝國,領域從地中海延伸到印度洋,比同時的華夏中國還要廣大。

遠者不提,必須檢討近百年歷史中驚天動地的三次革命,才能瞭解今日的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(Islamic Republic of Iran)」的由來和今後趨向,有三個關鍵:

其一,是一九○五至一九一一年間,伊朗王國所謂「憲法革命」,首度對坐在「孔雀寶座(the Peacock Throne)」上的伊朗王的專制大權,加以限制。其二,是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三年間莫沙提(Muhammed Mossadeq)任首相時,逼使曾來台訪問蔣公的巴勒維國王宣佈退位。其三,則是一九七九年的宗教革命,推翻王室,由伊斯蘭教長(Imams)統治全國。

辛格分析,造成這些巨變的因素,也有三個。第一是伊朗人民痛恨統治階級的貪汙腐敗,覺悟唯有流血革命,才能改變國家的命運。第二,是統治階層一度分裂,官僚與教長本應合作,反形成對立局面。第三,則是青年人基於伊朗過去光輝歷史,結合具有同樣理念的中青代教長,顛覆了伊斯蘭教長久以來崇聖敬老的教誨。

站在美國人立場,辛格文中雖述及一九七九年的伊朗革命,卻一字未提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從那年十一月四日,到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日,整整四百四十四天被伊朗學生包圍,使館官員與那天到館申辦護照的美國人六十六人被抓,做為人質,轟動全球的故事。包圍使館的學生們有三項要求:巴勒維國王應回國受審;美國應為過去干涉伊朗內政道歉;並保證今後不再介入伊朗任何事務。平心而論,除第一點外,其餘要求並不過分。

卡特總統當然不肯答應。他驅逐在美的數百名伊朗學生出境,同時沒收了伊朗政府存放在美國金融機構的八十億美元資產。不久後巴勒維因淋巴腺癌去世,第一條要求不必再提了。但先前被他流放境外,此時才能回國的伊朗「最高領袖」柯梅尼教長仍然罵美國是「撒旦」,和「伊斯蘭的公敵」。

直到一九八○年的兩伊戰爭,伊朗和伊拉克的海珊打起來後,急需武器,也和美國有了共同敵人。但兩國間久已存在的岐異太廣太深。歐巴馬競選時,雖說希望與伊朗恢復邦交,他的任期已經過半,仍然八字還沒有一撇。

去年六月的伊朗總統選舉,受柯梅尼庇護,尋求連任的阿赫馬.迪內賈總統(Mahmoud Ahmadinejad)自行宣布贏得連任,卻被青年學生批為做票造假,又引起動亂,因而稱為「綠色革命(Green Revolution)」,騷亂至今未能平息。

多災多難的伊朗,恐怕只能寄望於流血革命才能脫離苦海了。


文章出自: http://tw.news.yahoo.com/article/url/d/a/100809/4/2aqhd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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